远离人迹

主角的灯芯绒外套和鸭舌帽，让我有点想到以前电视里的高仓健。至于这个完美的结局，倒是令人想起另一个走向完全相反的【第四十一个】。

把任何两个人放在荒凉孤寂的自然界，让他们除了身边彼此就再无其他，再共同经历一段旅程或者时光，那这两个人总会变得亲密起来。这样的故事已经见过很多，也还会再见到更多，因为说到底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之间，都有同为“人”的那点共同的底色。但人多了，就难免卷入更多的元素，再然后就有了分歧，当分歧无可调和到一定地步，接下来就是战争。今年，现在，2020年的4月，有些事情已经变得明显，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中国与其余世界之间，分歧已经远远大过共同，当交流的共同基础已经荡然无存，那剩下的就是加速的分裂。很快，我想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也需要选择自己的阵营：是做一个中国人，还是做一个新移民？还是什么都不选？片中的主角最终选择了离开，而历史上跟着法国人撤回本土的Harki，他们之后在法国的命运也谈不上光明。如果此刻新移民选择转身投入墙那一侧的世界，无非也就不过如此了。

穆斯林犯人主动向国家机器投降，倒是诠释了国家机器从法律层面的刑罚，最有益的一面便是作为第三方去接过报复的角色，去抑制冤冤相报的私刑。很多反对死刑的人都会刻意地强调受害与加害人，而刻意忽略亲族与社会影响，无视惩罚不公可能带来的私力救济和由此产生的秩序失衡。

片中的荒漠让我回想起Ansongo和Menaka之间的那片荒漠，如今距离2017年已经很久，我也需要用力回忆才能减缓遗忘的速度：兜兜转转了很久，我所获得的也只有记忆，因此我当然尽力不去遗忘。而像那个主角一样独自呆在偏远与世隔绝的小据点中，2019年的下半年我也曾短暂又肤浅地体会过一阵子，那是在荔枝山脚下一个也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村，那里也有一所小学校，还有一个曾经貌美但随岁月而变得容貌平常的老太太......但现在我对曾经经历的那些场景，又已经记得不是那么清晰了。

PS，观看时又想，片中他们出门长途跋涉，是怎么做到一只挎包就足够的？我想起在我有限的长途跋涉里，除了已经能塞满半个背包的食物和饮水，还需要带上每日替换的袜子/内裤/衬衫，还不算睡袋/防水布/手电筒/饭盒......一趟两星期的野外作业回来，便是全身粘腻并浑身散发着糟糕的气味，必须有一个痛快的热水澡才能令人重新舒缓过来。我常常希望以后存款多一些时，可以去北非多旅游一阵，但......像Touareg式的轻装简行，依然想一想就觉得头疼，好比眼下想到雪山就更多只感到刺骨的寒冷，估计.....依然只能想象一下就到此为止了。Kinda of sad.....

本片改编自阿尔贝加缪的短篇小说集《流放与王国》中的《来客》。这个中文译名丧失了法语原意一语双关之妙，法文为《L’Hôte》，既有客人也有主人的意思，将作为法国人的达吕在阿尔及利亚应该是客人成了主人，应该是主人的阿拉伯人却成了客人的这种关系进行了精当的概括。

加缪是“荒诞哲学”的代表人物，一旦人们认识到世界充斥着未知和不确定，便会产生荒诞感，而如何面对荒诞？加缪指出了三条路：1,生理自杀；2,哲学自杀；3，反抗。前两者是加缪所摈弃的生存态度，他提倡的是反抗。正如影片中长期经历战争的达吕，他通过传递知识及救赎阿拉伯人来反抗这个四分之三全是石头的贫瘠愚昧的土地，他反抗战争，因为别无选择杀了一个人而崩溃，指出杀害投降叛军的将领是犯罪…又如那位杀害自己表兄的阿拉伯人，在这块充满饥饿与死亡的土地上，他毅然维护自己生命的权力…虽然，这荒诞的世界并不曾也永远不会给他们丝毫的回应。

电影与原著在一个关键情节上有所不同，电影中阿拉伯人最终选择了“自由之路”，而原著却走向了“死亡之路”。虽然选择“自由之路”也是一种反抗，但这种反抗会给阿拉伯人的同胞及达吕带来麻烦，是一种肤浅甚至是自私的反抗；而选择“死亡之路”看似是妥协，实则是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自我的反抗，是一种崇高的、超我的反抗。个人认为，后一种反抗更加深入人心。

不过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一点并不影响全片的哲思表达，仍是一部上乘的作品。

最后用我很喜欢的加缪的一段话作为该影评的结尾：

“反抗是人的生存状态的基本方面之一。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我们除非逃避现实，否则便应该从反抗中找到我们的价值”——加缪

由头条推荐而在西瓜视频上免费观看。一如影片的空旷与冷静，看完后也很平静。没有泪滴起伏，没有千回百转。导演用平白而有力的语言，叙述了一段欧洲中部山区的陈年往事。主人公是个退役的少校，安心在山区担任一名教师，教当地的孩子们识字。他的部下和同事们，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执政党，维护政权的统治，经常干些屠杀的勾当。另外一派作了反对党，一心想着推翻现在的政权。当地的阿拉伯人老百姓，还是按古老的生活习俗，过着有仇必报、快意恩仇的中世纪生活。 如果本片有什么色彩的话，当然是主人公听说穆罕默德还是个处男，没有结过婚就得死的时候，带着他顺道去了自己儿时生活的地方，用一把上好的枪换来一个妓女，满足穆罕默德的小小欲望。顺便，老板娘良心发现，也白送一个娘们给主人公玩玩。当两人心满意足地重新踏上自守的三岔路口时，决定命运的时刻到了：主人公让穆罕默德另外寻找生路，不要白白的送死，因为这个世界还有其他的女人可以结婚。而自己呢？重新回到学校，打扫好教室，让完最后一切课，挥别阿拉伯小朋友。电影到了这些，就断了，后面由观众自己脑补。我给出的结尾，就是他重新拿起枪，寻找他的老战友，走上反抗军的道路。因为，政府军打死了投降的反对党，这是不对的。 整个影片，不急不慢，不温不火，就象一位年近古稀的长老围座地昏暗的火炉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一个古老的故事。如同三月里的小雨，絮絮叨叨，绵绵无力，但又似山涧小溪，潺潺流淌而不断。是一部非常有特色的欧洲西部片。

背景是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民族冲突升级为战争的年代。一个阿尔及利亚乡村教师，本来过着离群索居的简朴平静的生活，一天，警察带着一个杀人犯（是个阿拉伯人）到访，请他将犯人带到边境城市交给当局。

“对于法国人来说我们是阿拉伯人，但对阿拉伯人来说我们却是法国人。”——身处于1954年阿尔及利亚的战乱背景中的教师达吕的身份归属尴尬而矛盾。曾经二战的法军少校，退伍后隐居在荒凉的群山之间的一所小学校的地理老师，在这个土壤贫瘠人迹罕至之地，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欲和清亮的眼眸就是他的骄傲，他的一切。他在课堂上教授孩子们文明的起源，认识欧洲的几大河流，然而陪伴他的只有空旷场地上孤零零的晾衣绳，忽明忽暗的晚霞和孤独的篝火。如果没有一个人的突然到访，他的生活可以依旧这样平淡的继续下去。

达吕被迫接受了一项令他打心眼里不愿意做的事情——押送一名杀人犯前往边境城市坦吉特。杀人犯名叫穆罕默德，是家中的长子，因为粮食短缺杀了自己的堂兄。达吕的第一反应是：“这事我干不了，我不能送一个人去死。”逼仄的小屋，面对这种棘手问题的抵触情绪在无声的流淌。

教师达吕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留下了穆罕默德，让他与自己同处一室，为他准备床铺。夜幕降临，穆罕默德却突然走出了门外，达吕握着手枪趴在窗口上张望，此时他的心里对穆罕默德还是有防备的。半夜，穆罕默德仍不安静，口中念念有词的不知在说什么，他的怪异行为吵醒了达吕，原来穆罕默德病了。达吕喂她吃药，又给他敷毛巾。穆罕默德心存感激，对达吕讲述了自己的生活遭遇。

到底该把穆罕默德送到哪里？达吕自己心里也没谱。他一个人在这个偏僻的地方住惯了，突然间闯进来这么一个小伙子，还是个杀人犯，他心里的纠结可想而知。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很快的把穆罕默德交给警方或是军方。而是选择与穆罕默德一起，踏上了一条不知通往何处的逃亡之旅。

他们接连遇到了好几拨武装分子，1954年正是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之时，所谓的军方大肆屠杀叛乱分子，身逢乱世，一个人苟且偷安尚能勉强度日，身边又带着这么一个巨大的包袱，危险可想而知。

影片中有好几次，教师达吕想赶穆罕默德走，但穆罕默德是个无处可去的可怜人，到哪儿都是死路一条。心中的人性再一次萌发，达吕陪着穆罕默德艰难的行走在风沙漫天的戈壁中。大雨滂沱，他们无处藏身，只得返回原先的住处。两人围着篝火，絮絮叨叨的说起心里话。穆罕默德的杀人动机、为什么不逃甘愿就死，因为如果被堂兄的兄弟杀掉，自己的兄弟还小，不想让他们为自己复仇。

又来了一伙骑马的武装分子，缴了达吕的枪，用绳子牵着他们的手带着他俩一起上路。好在达吕在军队里遇到了自己昔日的战友，战友解救了他俩，但前提是他们不能随便逃跑，实际上是把达吕当成他们的人质。达吕和穆罕默德随部队躲藏在山洞里，第二天醒来却遇到反对军的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达吕和穆罕默德紧急避险躲过了子弹，最终他们重获自由。

达吕和穆罕默德的交流并不多，达吕作为一名教师，眼神里流露的是一种智慧之光，尽管他看上去并不十分儒雅和博学。达吕作为一名结过婚的男人，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也能给予还没有谈过恋爱的穆罕默德一些指导。

他们被军方释放以后，达吕带着穆罕默德去了酒吧，并给穆罕默德找了一个女伴。多年的独居生涯，达吕在面对美色的诱惑之时，像个孩子一样将自己的脸深深的埋在女伴的胸脯之间。此时的达吕，已经无法重燃体内的激情。

两个人一起逃亡毕竟不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分手之时，达吕对穆罕默德说：“如果你去往沙漠，我会对你的堂兄说，我把你交给了警局，你已经被警察处决了，这样就不会再有复仇之事，这样做，你起码能活下去。不要回头，永远不要，不要投降。”送走了穆罕默德，达吕在这里的教师生涯也结束了。

有时候，生活会逼迫你做一些你不愿意作出的抉择。这部改编自加缪的《来客》的电影以肃杀粗粝的影像质感展现了困境中的人性，向我们揭示了世界的巨大荒谬之处。当个人的利益与他人的利益同处于一个天平上时我们会作何选择？当良知与法律狭路相逢，我们又会如何反思这种困境？

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哲学家阿尔贝·加缪，曾于1954年写了一则13页的短篇小说《来客》，3年后收录于其著名的短篇小说集，当中。同样是在1954年11月，反殖民争独立性质的阿尔及利亚战争，全面在该国的民族解放阵线和法国殖民军队间爆发。 　　因此，这则发生于短短一夜，关于一个宪兵抓住一个当地杀亲凶犯，将其移交给一位法裔乡村教师，要求送往附近城镇进行判决的故事，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预言了战争的不可避免。 　　导演大卫·奥霍芬将这则短篇进行了时空向度上的双向延展，大肆删减了宪兵角色，改编成为一个颇具西部片气质的逃亡双雄故事，并以此为脚本，拍摄了自己的第二部剧情长片《远离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