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气灯

从希区柯克开始，悬疑片和心理学就像琼瑶阿姨所说的“两个泥人，一齐打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心理系的学生上课总少不了观赏几部悬疑大片，看完大片之后也不忘做上两篇心理分析报告，从【爱德华大夫】里的精神分析，到【后窗】里的偷窥癖，再到【惊魂记】里的人格分裂。这部由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煤气灯下】亦可在心理系学生的观影手册上占一席位。

先撇开心理学不说，【煤气灯下】是一部很棒的悬疑片，环环相扣，疑云密布，张力十足。

少女宝拉的姑母在自己的画像下被人残忍杀害，宝拉为了忘却这段往事离开了伦敦，却邂逅了风度翩翩的青年安东，在安东热烈的追求了宝拉迅速坠入爱河，两人携手回到伦敦的旧宅共建爱巢。但是，每当安东离家，宝拉总会听到奇怪的响声，看到煤气灯渐渐昏暗，丈夫却告诉她那只是幻觉，姑母的死亡、丈夫的暗示、使女的轻蔑、压抑的环境，宝拉被一步步逼近崩溃的边缘……

曾导演过【窈窕淑女】的导演乔治顾科，在营造悬疑紧张的气氛上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

希区柯克曾经在一篇名为【我为何惧怕黑暗】的文章中说，惊骇可以使观众惊慌地跳起来，而悬念则使观众一直处于一种狐疑和焦虑的状态。如果一桌人坐着打牌，突然发生爆炸，那紧张可能只会持续15秒，但如果换个拍摄的方法，先拍正在倒计时的炸弹，再拍打牌的人，那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观众们都会屏息凝神。

而在【煤气灯下】中，炸弹就是温柔体贴的丈夫安东，在黑暗的房间里看电影的我们，都是在数着炸弹的倒计时惴惴不安。这颗定时炸弹是什么时候安放的呢，大概是在安东神色大变粗暴地夺走宝拉在乐谱中发现的书信的时候，也可能更早，从安东说服宝拉回到发生过命案的老宅开始。

查尔斯鲍耶饰演的完美丈夫安东，不得不承认是个心理学高手，沉着冷静，残酷无情，一步步把女主角逼入绝境。他所用的招数，就是心理学中最常见的方法——心理暗示。

所谓心理暗示，就是古时说的“攻心为上”。读过【三国】的朋友们应该都记得诸葛亮是怎样间接死在司马懿手上的。

司马懿对诸葛亮派来的使者，蜀军之事一概不问，只问诸葛亮每天吃多少饭，睡多少觉，平时忙不忙。使者据实说了，司马懿便叹道：“孔明食少事烦，岂能久乎！”诸葛亮吃的少忙的多，怎么能长命呢？结果诸葛亮听了这话之后，自觉“神思不宁”，没多久就死掉了。

司马懿利用心理暗示，成功地“咒”死了诸葛亮，可见心理暗示的力量。

从中国古代回到这部美国四十年代的老电影上，让我们来看看居心叵测的丈夫是怎样利用心理暗示来把可怜的妻子逼向崩溃的。

安东是早有预谋的，他安排了和宝拉的浪漫邂逅，疯狂相恋，闪电结婚，当他们按照计划回到伦敦的时候，安东对宝拉就伸出了暗示的魔爪，开始了对她的逐步洗脑。

在安东对宝拉的洗脑过程中，有几步必由之路：

1 信息封锁

即让对方在一段时间内不断接触一种信息。在电影中，从参观伦敦塔时的胸针事件，被拿下的画像，晚会上丢失的手表，一直到否认宝拉曾经在乐谱中发现的信件，安东都在向宝拉传递同一个信息：你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你总是忘了做过什么事情，你出现了幻觉。这样的信息不断地冲击着宝拉，使得她越来越不信任自己的感受，神志恍惚，心力憔悴。

2 关系封锁

即限制对方的人身自由。从搬进伦敦老宅的第一天起，安东就找遍了理由禁止妻子与外界的接触，对热情邻居的到访置若罔闻、对舞会的邀约则以身体不适托词、老管家耳聋不方便交流，对新雇佣的女仆也叮嘱有事只向自己汇报，他既不让妻子参加交际，也不让妻子外出散步，名义上是对妻子的呵护，实际上是将妻子隔绝起来，实现关系的封锁。

3 适度的威胁

要么使用暴力，要么用歇斯底里的咆哮。安东显然用的是后一种，每当宝拉表现出不满和放抗的时候，安东就拿出丈夫的威严来，稍加严词，宝拉就委顿下去了。

4 树立权威

即强调自己的正确性。在电影里，安东是擅于用人证和物证来证实自己的正确，画像被拿下了，他就找来管家和女仆对圣经发誓，取下画像的不是管家不是女仆，那只能是可怜的妻子了，这是个思维死角的问题，喊捉贼的往往就是贼，但是慌了神的宝拉怎么会怀疑到丈夫的头上呢？安东还”巧妙“地安排了胸针和手表事件，说实在的我现在也没搞清楚他是怎么做到的移花接木，难道他不仅仅是宝石大盗还是魔术圣手么？总之，他总会做到证据确凿不可置疑，然后让满脸失望和无奈把女主角逼疯。

武志红在【为何家会伤人】一书中总结道：一对一的洗脑，满足以上几个条件就足够了。因为实施洗脑一方的人，太有毅力太坚决了，被洗脑的一方最后会投降，而且，在开始投降的时候，会抱着宁事息人的态度想：“算了，这一次认输吧，我太累了。”

果然，这就是宝拉的噩梦的开始，安东一次又一次的洗脑接踵而至，宝拉的心理防线一溃千里。

从另一方面来讲，这和宝拉自身受暗示性强也有很大关系。

美国心理学家斯特金曾将人分成两类：场独立型和场依存型。场依存型的人往往表现出较高的受暗示水平和较低的独立性。电影的女主角宝拉就是典型的场依存型的人，她对自己的感受不够自信，往往受到外界的影响。

自己听到头顶有脚步声，看到煤气灯变得暗淡，却要找来半聋的管家求证，在丈夫的不断暗示下对自己的记忆和精神状况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在影片的最后，即使在最后，侦探向她揭露了真相，而丈夫一旦回来，只要对她重复：“那只是你的幻觉”，她便又犹疑起来。

我想，宝拉这样的人格特质也是受其自身经历的影响。宝拉没有父亲，母亲很早过世，寄养在姑母家里，再加上纤敏的艺术气质，自然会早就敏感脆弱缺乏安全感的性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她容易受暗示的主要原因。

但是，宝拉也是有过反抗的，这在心理学上叫做 “自我价值保护逆反”，人们由于自我价值保护动机的推动，有时会对外界的影响做出的反向反应。宝拉在安东的操纵下，凭直觉感到压抑不公，只可惜这微弱的反抗在强大的安东面前完全不堪一击。

在安东巧妙编制的暗示牢笼里，宝拉每天都经受着精神上的折磨，彷徨失措。正在这时，侦探柏林出现了，他打破了安东的封锁，真相才大白，宝拉才没能沦落到疯人院里。

在电影里，安东的犯罪动机是几块有价无市的珍贵宝石，现实生活中，这样为宝石狂热的丈夫是少有的，但是，家庭中恶意的心理暗示并不少见，并渐渐演变成家庭暴力中冷暴力的一个支流。

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家庭，精神暴力往往取代拳打脚踢成为家庭暴力的主要形式。知识分子社会期望高压力大又爱面子，心理容易压抑又难以发泄。对配偶干涉自由，故意贬低，故意刁难，降低对方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在我们生活的某些角落里，说不定就有一个像安东一样衣冠楚楚文雅英俊的丈夫，和一个濒临崩溃的绝望妻子。

心灵施暴是法律的死角，受害者中，不仅有女人，也有不少惮于妻威窝囊过活的男人吧。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曾说，爱是深深的理解与接受。真正的爱是建立在尊重与平等之上，任何以爱为名的打压于踏践都是爱的谎言。

“背叛自我就是背叛天性。”帕萃斯埃文斯在【不要控制我】一书中写到，如果我们总接受别人对自己的定义，就会相信他们的评价更加真实。通过别人的观点来认识自我，这种从外在因素认识自我的逆向方式，只能使对自我的认识更加模糊。

我们需要做的，是坚信自己清楚自己的感受，暗示来得再汹涌澎湃，我心坦荡，一马平川。

PS：下周三的考试打算写这个，写得太多，到时候肯定狂删，祝我及格，晚安好运:)

     1944年版本的美国影片《煤气灯下》改编自帕特里克·汉密尔顿1938年创作的剧本，当时的米高梅公司请来查尔斯·鲍育和英格丽·褒曼及约瑟夫·科顿主演。影片是一部很棒的悬疑片，环环相扣，疑云密布，张力十足。曾导演过《乱世佳人》、《费城故事》、《一个明星的诞生》及《窈窕淑女》等名片的导演乔治·库克，在营造悬疑紧张的气氛上可以说是相当的成功。它是套层结构的剧作，以一件案件为开端，而杀人凶手就是易名的女主人的丈夫，他为了牟取宝石以及巨额遗产，设计圈套逼疯妻子。剧本本身十分严整，也对工业起飞后，女性独立生活，远离家园在城市生活的隐患，《煤气灯下》更是在工业化的发展下，人性扭曲的最好表喻。
     《煤气灯下》围绕英格丽·褒曼饰演的女主角宝拉展开，描述一名青年安东为得到美丽女子宝拉的姑妈遗留下的钻石和大笔财产，把自己伪装成潇洒而体贴的丈夫，同时又想法设法吓唬她，并让她相信自己已经疯了。影片的情节紧张，悬念迭起，令人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英格丽·褒曼、查尔斯·鲍育等演员的表演都入木三分，惟妙惟肖。美工师绝妙的布景将人带到维多利亚时代，令人身临其境。英格丽·褒曼精湛的表达了一个在爱情的假相下，被逐步谋害的牺牲者。故《煤气灯下》一举获得7项当年的奥斯卡提名，最终英格丽·褒曼首次收获一尊奥斯卡影后“小金人”。本片还获得“最佳黑白片美工置景”奥斯卡金像奖，而该片更让“点煤气灯”这一俗语在英语中沿用下来，意指让人发疯。这部电影逐步地展示了软弱善女子是如何被强硬恶郎君哄骗，胁迫而被动的相信了自己患有精神上的毛病，电影叙事就像套索一步步的收紧，这个过程很有戏剧张力，让人想往下看，想知道剧情如何进一步演变。
      英格丽·褒曼的演技令《煤气灯下》大放光彩。华丽的衣饰，风光旖旎的环境，衣香鬓影的社交场所，都衬托出佳人内心的寂寥与苦痛；从一开始渴望浪漫的纯真新娘，慢慢自我怀疑挣扎的寂寞少妇，到饱受精神折磨却无人诉说的病人，她一步步的演绎恰到好处，在今天看来依然没有半分的“过”，也没有半分的“不及”。另外电影中场景有力渲染增强了观影效果：夜雾的弥漫，昏黄的路灯，忽明忽暗的煤气灯，夜半天花板上奇怪的响声，还有早出晚归的夜猫子丈夫。在影片上映的年代，由开关控制出气量从而掌握明暗度的煤气灯，是照明的必需品。借煤气灯的逐渐昏暗，无人的天花板传来奇怪的响声，寂寥的少妇胡思乱想而昏卧在床，煤气灯下，有多少罪恶，有多少痛苦。
《煤气灯下》无疑是心灵暴力的典范之作。意识或无意识间，我们可能都是“煤气灯下”的那个人，敏感而小心翼翼的生存，放弃对抗，放弃自我，怎样保护我们的心灵？怎样拒绝他人的强烈暗示？怎样拒绝心灵暴力？
      安东是一个资本的信徒，虔敬的苦行僧。珠宝作为资本的代言，像奴隶主的管家一样不断举起鞭子抽打着他，让他为自己奋斗。而他似乎在享受着这种怪诞扭曲的奴役。“珠宝是有生命的。”这是他由衷的感慨，与其说珠宝是他所追求的东西，不如说他是被珠宝呼来喝去、无所不为的小厮。资本挥舞着看不见的鞭子，完全控制了他的灵魂，仿佛一个高高在上的神祇，摆出最残酷的诫命要求使徒们用整个人生去遵守、跟从。追寻珠宝是安东的信仰，这个荒诞、畸形的信仰和我们生活中熟知的那些宗教一样，把人变得非常纯粹。《煤气灯下》显然是继承着狄更斯的精神。人心里还有一片净土，还有纯真与仁慈，还有善良与理性，艺术家有责任书写它们，让它们压倒一切，形成美好的“心愿之乡”，同时对世俗烦嚣发出一声召唤。电影艺术家也是同样为资本肆虐的世界准备了一份重磅炸弹，向着不合理的一切发出挑战并且赢得胜利。
      当然，影片采用的方式不是让罪恶的安东自己发生转变，被某种光辉的力量感化成我们期待的样子，而是创造了另外一个纯洁的“小男孩”，他比资本催生的能量更加强大，并且是一个有能力战胜安东的人。这个人就是青年侦探伯林。一次偶遇，轻轻地招手，一个美妙而朦胧的梦境便进入了有些阴森的世界当中。他感染着耶稣基督的气息，来到这个人世就是为了那个神圣的、救赎的使命。在宝拉的灵魂即将成为牺牲品的时候，在那个姑娘的生命都岌岌可危的时刻，他坚毅而勇猛地站出来去拯救，拯救人们献给资本的无辜的祭品，也拯救自然的良善与公道正义。他面对的不仅仅是宝拉那个被无数邪恶的暗示所摧毁的神智，更重要的还有一颗即将对爱发生绝望的心。他的爱是童年的梦，是最纯洁、最真诚的追寻。一只手套正像是一粒种子，被埋藏在心灵的肥沃的土壤里，终究要长出参天的枝干，触碰着天堂，荫庇着自己深爱的女神。他感到儿时的那个人复活了，那个爱着自己的明星又出现了，带着未曾昭雪的沉冤，以及眼下的危机。
      在强烈的反对声中，他开始了自己的长征，这个长征就像安东求索珠宝一样充满艰难险阻，永远要求着人的坚韧、耐心与能量。两个男人安东和伯林分别象征着对资本的信仰与对爱的信仰，而宝拉隐喻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被资本腐蚀着的人，每一个用一片真心去拥抱世界，却被冷冰冰的世界欺诈、伤害、抛弃的人。而最后的揭秘、战胜与团圆也不仅仅是破了一桩案子那样简单，那是人心之爱的凯旋。影片是一个天路历程。我们离天堂很远，中间隔着荒蛮辽阔的资本沙漠；我们离天堂很近，它就在心里的某个恬静的、安逸的角落。它在那里输送着永不枯竭的甘泉，把荒漠改造成爱的宫殿。这种改造是爱，也是仇恨，我们因为追寻着天外那个爱的世界而不得不先去仇恨，我们仇恨着、消灭着那些因着无厌的贪婪而去扼杀爱意的罪行。就像安东最后要被警察带走一样，资本也将被打入地狱。
      然而，有个性不代表孤芳自赏，敢于挑战权威并非我行我素，相反，在争名逐利勾心斗角的演艺圈，英格丽·褒曼的与人为善和宽广胸怀却有口皆碑。当初大卫·塞尔兹尼克曾经打电话劝说英格丽·褒曼不要参演《煤气灯下》。大卫·塞尔兹尼克觉得英格丽·褒曼是他培养出来的大明星，如果把她的名字放在海报右边，会损害其威信。但英格丽·褒曼并不这么认为，她觉得用不着计较名字放在左边还是右边，况且两个姓名同样大小，都在片名之上。就算是把名字放在片名下面，她还是要和查尔斯·鲍育合作拍片(当时好莱坞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一般演员的名字放在片名之下，而电影明星的名字写在片名之上，其中又以左边为贵)。经过争取，大卫·塞尔兹尼克最终答应让英格丽·褒曼参演《煤气灯下》。但为了保证影片《煤气灯下》的顺利拍摄，她主动把挂头牌的机会让给了和她配戏的男主角查尔斯·鲍育，当时查尔斯·鲍育性格极为自负，在接演《煤气灯下》时听说自己的名字排在第二位，愤怒的查尔斯·鲍育为此拒绝演出。英格丽·褒曼得知亲自去说服片商把查尔斯·鲍育的名字排在自己前面。
      当她第3次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时，她公开赞扬了所有被提名的候选人，并谦逊的表示，真正得奖的应该是她的这些朋友们。有人在总结英格丽·褒曼的艺术生涯时说：“她从来不跟与她一起演出的主角闹矛盾，对姊妹演员总是赞不绝口，乐于担当配角。这也许就是她至今仍然在同行和观众中受到好评的原因之一。”在《煤气灯下》中查尔斯·鲍育扮演的丈夫是电影史上最早的丧心病狂的丈夫了，其卑鄙无耻的手段不断为后来人所模仿。他使出种种阴谋，一心要把英格丽·褒曼逼疯，以便将她送入精神病院来谋财害命。他暗藏英格丽·褒曼的珠宝和墙上的绘画，却又指责是英格丽·褒曼自己所为；每天他出门后，把煤气灯转暗并在阁楼制造声响。英格丽·褒曼想起自己的母亲曾患精神病，自己也不禁怀疑已经发疯。在这部电影里，英格丽·褒曼的表演真是出神入化，她凭借瞬息万变的表情微波，挑起观众的心弦，将那个自以为发疯的柔弱女子诠释得丝丝入扣，最终这部影片把英格丽·褒曼引到了奥斯卡的领奖台上。
     《煤气灯下》中的另一个亮点是约瑟夫·科顿，他在《煤气灯下》里饰演青年侦探伯林。约瑟夫·科顿和查尔斯·鲍育一样，都是此片最成功的选角。《公民凯恩》是约瑟夫·科顿的电影作品中最为知名的一部了，约瑟夫·科顿在《公民凯恩》中的戏其实不多，也没什么挑战性，但他还是丝毫不抢戏地完满完成了任务。在《煤气灯下》拍摄期间成就了约瑟夫·科顿和英格丽·褒曼一段似是而非的情。只是约瑟夫·科顿的脸，总有股落魄才子的剪影，就像他始终优秀但交不出杰出的成绩单。在还没接拍《煤气灯下》之前，英格丽·褒曼已经开始了在好莱坞她如日中天的演员生涯，先后出演了《卡萨布兰》、《战地钟声》等多部著名影片，她与查尔斯·鲍育主演的《煤气灯下》为她赢得了17届的奥斯卡金像奖，这也是她的第一尊奥斯卡金奖。
      之后她几次与悬念大师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合作，与格利高里·派克主演了《爱德华大夫》、与加利·格兰特主演了《美人计》。英格丽·褒曼有着北欧女性的高挑身材，可这个高度给她带来了不少麻烦。在拍《煤气灯下》时，由于查尔斯·鲍育身材相比太矮，两个人在演拥抱接吻镜头时，查尔斯·鲍育不得不站在小木箱上。而在拍远景时，为了怕大家看出英格丽·褒曼比男主角还要的高大身材，导演只好让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扰乱观众视线。据说当年在好莱坞，只有《战地钟声》的贾利·库柏才能俯视英格丽·褒曼。其他男演员都需要一点额外“帮助”，才能在银幕上显得比英格丽·褒曼更为高大。20世纪40年代中期，尽管英格丽·褒曼与彼得的婚姻出现了裂痕，她的事业还是螺旋上升。她不顾大卫·塞尔兹尼克的告诫，坚持扮演不同类型、性格各异的角色。如果说她以前扮演的都是些大同小异的角色，那么她在《圣玛丽的钟声》中扮演的角色，同以前相比绝对称得上是天渊之别。其实按照挑剔的影评家的看法，英格丽·褒曼并不算顶极的演员，她没有费雯·丽那样精彩绝伦的演技，也没有凯瑟琳·赫本的炫目魅力，她甚至算不上特别美丽，但是如果你要找一个人来代表所有的女影星显视电影永恒的魅力的话，英格丽·褒曼身上那种特殊的气质就会使你无法忽视她。更重要的是英格丽·褒曼代表了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的审美观。她面庞丰满，形容端庄，举止优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健康淑女形象，并且，最难得的是，尽管她身形高大，行动中却带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温柔，这对饱经战乱的人们无疑具有特别的魅力，正是这样的魅力，让英格丽·褒曼在好莱坞如日中天，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影坛都熠熠生辉，光彩夺目。